人工智能 诗意哲学家Hubert Dreyfus

（寥寥的“观察的柱子”之间的Hubert Dreyfus）

讨论哲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工智能（参考）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这暗含着一个“有用”的前提。有挺多人其实认为不是直接上来能造东西的就是娱乐功能，并不存在中间地带。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划界。

就有用性来说，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奥克肖特，都主张哲学不要有实际作用才能发挥作用。哲学并不生产知识，而是对现有的知识整体做出反思。如果哲学也去生产知识，那很好，成为学术工业了。以马克思来说，他要是上来就去找具体问题，怕不是没“游荡的幽灵specter”啥事儿了，直接成了资产阶级官方经济学家了。着眼于眼下，一般只会为眼下的已经形成的玩意儿辩护。所以，徐英瑾老师发问，人工智能，真的能让哲学走开吗？也是着相了。

人工智能拒绝哲学，也不是因为他们成果厉害，而是因为自己的成果做出来，得为自己辩护一下，最好把自己的说得厉害到方法论已经强大到无需改进的地步最好。当然，能继续为哲学提供一点指导意义当然更好。

在知识积累意义上来评价哲学，就跟在永恒真理角度来评价科学一样，然后科学就可以取消了。

要说有用，讲真，心理学这玩意儿，都没有心灵鸡汤对社会的贡献大。所以后来不是有了积极心理学，咱干脆引入鸡汤。还有理论经济学，基本上是数学游戏，不知道这学科除了意识形态辩护到底存在的意义何在，而好多时候意识形态辩护的价值都没有，描述的是真空星球里的球形居民的理性行为。冯特的时候，他的心理学还是哲学，还是百科全书。心理学的一大转变，就是从心性变成了效用。然后，就回不了头了。哲学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呢？

现代性的一大特点，就是明明知道自己的工作没有用，但是还是要制造一种累积知识的错觉。只要批评，就拿科学主义的逻辑打滚儿。现代性能接受的哲学，最远到康德，因为科学解决不了价值问题，正好康德那里有个二元论，然后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规范吻合。可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道德问题啊，老师啊老师。

扯远了。

哲学家的工作，其实就是告诉科学家，他的哪些观点是错觉。哲学其实研究的就是禁令。科学家最讨厌的大概是做分析哲学的，因为经院那些工作其实真的彻底没用，还是对科学的拙劣模仿。

对了，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第一发明人的问题。

比如那个微积分之争。“作出抉择，要么什么都不发表，要么用一生去保卫自己的发明权”。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总是好的。庞加莱给克莱因的一封信中，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对格雷琴的话“感觉就是一切，名字不过是噪音和烟雾”。意思是，“名字算什么”。但要贯彻这个“名字算什么”总是很难，否则他也不会丝毫不让步于他德国的先行者，黎曼的继承人。

Werbos说过一句有趣的话，

爱因斯坦还是其他什么人说过，如果你提出一个激进的新主意，或者一个新范式，你会经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是不是疯了；第二个阶段：这个主意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第三个阶段：不是你，而是我最先提出的这个主意。我经历了这种事情，直说吧，我此刻就在经历这种事情。反向传播是第一个阶段；彻底的智能自适应系统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会有一大帮物理学的家伙跑出来追忆说是自己首先提出的反向传播。 by Paul J. Werbos

这算是科学传统，哲学人别去学这个啊。哲学家通常把第一发明人归于前人，比如Hubert Dreyfus。哲学人虽然不建议总以哲学家自居，动不动甩人到“十六铺”，但跟人家人工智能争个什么短长啊，人家是科学家呀。

回到正题，这里是人工智能众神记，本文是第四篇，人工智能的诗意哲学家Hubert Dreyfus，前三篇分别为Hinton 、 S&S 、 Bengio。

系列中，人工智能部分的资料大多由张恩文搜集整理，本文哲学相关由Exοφία指导和提示（唐宇·无心同学亦有帮助），错误的归于我，偶尔正确的，请归于他们。

1，Hubert Dreyfus的身心问题

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在身心问题，直接来源是帕斯卡，第一个说人的根本状况是冲突，尤其是身心冲突的人。从希腊开始，几乎每个哲学家都试图找出我们本质上是什么，然后说，好吧，你必须基于你的本质来行事，比如，做个理性的人、善良的人、好人等等，并抛弃与此相反的部分。他们大部分都认为心灵是好的部分，身体是差的部分。他们认为，心灵是我们的本质。然后帕斯卡来了，他说，不，我们本质上是身体和心灵，它们一直处于冲突中，我们对这个冲突感到紧张，按Dreyfus的描述，我们被钉在冲突的十字架上。帕斯卡说，伟大的人走向两端，并填满其间，他们总是“焦虑”，因为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他还说，焦虑是因为无法同时做到，那意味着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大概是在1670年。

然后到了1850年，克尔凯郭尔再次发现了它。他明确说，自我是有限和无限、短暂和永恒、可能和必然之间的矛盾，也意为身体和心灵。生活就是这样一场冒险，世界之中，有一些东西可能对你有一些力量，去推动你，否则你永远不会经历一些可能真的对你很重要的事情。

海德格尔再次接棒克尔凯郭尔，梅洛-庞蒂是从其中分离spin off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呼唤和直面焦虑的整个想法。没有什么先天的意义，没有任何指引是可以跟随的。你可以跟随，但你将拥有的是平庸、标准、常规的生活。克尔凯郭尔称之为“平的”“leveled”。当你以一种更为鲜活的方式处理你所遭遇的生活状态，你可以抛离这些指引。这些指引让你把生活弄平，让你采用标准的方式应对遭遇。海德格尔接受这种思想，并称之为可靠性authentic（或是确定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与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产生共鸣，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些关于“技能”的故事，拥有它的那些东西，都能产生共鸣。

在纪录片《being in the world》中，以杂耍者Lindsay Benner、爵士音乐的Brian Cross和Jumanee Smith和Tony Austin、日本木匠Hiroshi Sakaguchi、西班牙Flamenco音乐家Manuel Molina、非洲裔的厨师Leah Chase等几位“技能”者为例，来说明这种在世的观点。

Lindsay Benner喜欢杂耍，当她沉浸其中，观众都沉默下来，被它所吸引，如同魔法。

她喜欢那个时刻，魔力来临的时刻。那个时刻，她捕捉到世界体验的真实状况，世界不是中性客观的事实，它以特定的方式排列，以特定的方式照亮。

当我们得到正确的情绪时，它是一种与世界保持一致的方式。情绪是与世界的互动。然后你需要抛弃指引，抛弃规则，遵从自己对世界的经验。你必须冒险，

它是让你成为掌控者的必经阶段，海德格尔认为这是进入了某种类似死亡的状态，意味着我们去接受某种可能性，让其他的可能性消失。那是一种信奉，或者是许诺，完全的敞开心扉，通过一种献身，突然之间，世界是根据有意义的事情和与之无关的事情组织起来。

不再是权威，我们一开始被要求以某种方式行事，与人协调，与群体协调。而是对世界开放，世界世界化，Worlds Worlding。

在世界中呈现，以捕捉我们不习惯思考的东西。然后体验那里开辟出来的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开辟出来的一种世界栖居的方式。它不是一直在那儿，不像是爵士音乐的世界，就在那里，在中世纪，或者希腊世界，等待着被发现。

要看到这些世界，在世界各种对象的运动中，作为人的连贯而一致的组织方式，所能到达的世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某些东西来打开。

比如，从九岁开始演奏大提琴，又跟随着哥哥，开始爵士音乐的Brian Cross，

进入了爵士音乐，就可以开始与Marsalis或者Branford或者Ray Brown等等音乐家互动，与真正懂得爵士的人互动，与听众互动，甚至与表演大厅互动，与一切互动，将天气、任何时事融入表演，一切都是想要达到的目标的一部分，任何东西都可以改变正在发生的事，一切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它打开一个世界。

比如Hiroshi Sakaguchi，一个日本木匠，

他用传统的方式建日本的老式建筑。

他从十五岁开始木工学徒，已经做了一生。

Hiroshi Sakaguchi把木工当作一门武术，一场舞蹈一样的运动。

日语中的工具词是Dogu，转化为木工的方式，这是对工具的非常敏感的描述。这种工具不是日常的工具，实际上是木匠与世界接触的一种方式，与世界上其他人互动的最基本的方式。这是他们的世界。

刨花、切削，

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神，像是kami-sama造出的，是神制作而成。美丽的木材，使之变得美丽，使之更美。

神连接木头，神与我连接。我尽力做到最好，我视之为我的荣耀。

比如Manuel Molina，西班牙最受欢迎的Flamenco音乐家。

他为了生命而歌唱，对鸟类、对大自然、对爱、对亲吻，他用音乐与人沟通。Flamenco中节奏不是标准，节奏compas是一种行走方式，一种说话方式，一种接吻的方式，一种拥抱的方式，一个Flamenco的世界。

比如，非洲裔的新奥尔良厨师Leah Chase，

从18岁来到这里，如今83岁，有60多年的烹饪经验。她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一个女人Carol（可能是Leah Chase的老师）在1910年写了一本书，把她知道的食谱都放在书中，最后Carol把这本书传给了管家，很多人问Carol为什么把这本书留给她，Carol说，你知道吗？烹饪就像宗教一样，不是因为布道而成为圣人。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规则，做我在这里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但你做不到我做到的东西。

这就是海德格尔给我们的一个新的“世界”概念，它不再是笛卡尔的所有对象的总和，而是存在者整体的名称。那么，它是什么？当我们对世界开放时，它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对世界开放，我们开放的是什么？我们拥有这样一个世界，它是什么？它们都是积极的世界，是诗意的栖居的世界，是通过某种东西来打开的世界：有爵士的世界，木工的世界，烹饪的世界，体育的世界，我们自己的世界。

所以，Hubert Dreyfus总结说，

当我们终于理解何为控制，并且对世界的丰富多彩及其呼唤做出回应时，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生命意义的源泉不在我们身上，那是笛卡尔的传统。它也不是某种至高无上的存在，而是我们存在于世的方式。当人处于他的最佳状态并且专注于某项“技能”之事，在世是一个整一的现象。他们沉浸在那吸引之中，大师和世界之间的差异不再存在。看大师可以做什么，并看到我们也可以做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方式发现他们身体和世界中最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重新体验所谓的神圣。

When we finally understand mastery and responsiveness to the richness and the calling in the world, then we understand that the source of meaning in our lives, isn't in us, that's the Cartesian tradition. and it isn't in some Supreme Being, but it's in our way of being in the world. being in the world is a unified phenomenon, when people are at their best and most absorbed in doing a skillful thing. they lose themselves into their absorption,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master and the world disappears. seeing what masters can do, and seeing that we can do it too, that everybody can in their way bring out what's best in them cells and in the world, that we can re-experience what people called the sacred. by Hubert Dreyfus

在《All things shining》中，以地铁英雄Wesley Autrey、篮球运动员Bill Bradley为例。

纽约的春天，地铁站台，二十岁的学生Cameron Hollopeter瘫倒在地，全身抽搐。在旁人帮助下，他起身，却跌跌撞撞的落到轨道上。建筑工人Wesley Autrey带着4岁和6岁的女儿在远处站台，当南行列车的前灯出现时，他却毫不犹豫，跳到轨道上，将Hollopeter推到一个约1英尺的槽中。列车尖锐的刹车声响起，却无法停下来；在火车终于停下来时，五节车厢他们身上，距离他们只有几英寸。当躺在车轨中时，Autrey听到上面旁观者惊恐的尖叫声。他喊道：我们很好，请告诉我的两个女儿，她们的父亲没事。站台上爆发出惊奇的呐喊和掌声。Autrey被媒体报道，称为地铁英雄，但Autrey先生真诚的说，当他们处于英雄行为中时，并没有将自己视为行动的源泉。“我只是看到有人需要帮助”。

这种确定性的感觉在当代极为少见。实际上，现代生活似乎可以通过相反的方式来定义。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面临着无情的选择，我们大多数人至少偶尔发现自己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我们生活完全不是确定的、毫不犹豫的，而从来都是犹豫不决、无法确定，最终在完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抉择。而真正极端的情况是模仿parody。艾略特有一段描述Alfred Prufrock在诸多不确定下采取行动：

你的时间，我的时间

无数个不能确定的时间，

为无数次想象，无数次重想，

在祝酒和敬茶之前。

Time for you and time for me,

And time yet for a hundred indecisions,

And for a hundred visions and revisions,

Before the taking of a toast and tea.

by T. S. Eliot

Dreyfus认为这就是当代的虚无主义。而每个人，都应该将自己融入的一种确定性中，“技能”之中，寻找所有事物，包含那些寻常事物，之中的闪耀的光。对Autrey，在他进入地铁铁轨时，并没有进行反思，而是出于“直觉本能”的回应。奋不顾“身”。他做出这种行为并不是出自一个自主意识控制的理性自我，而是好像是神灵在通过他们行事。

篮球运动员Bill Bradley（可以直接替换成哈登），NBA的训练是将动作深入刻到骨子中，不是靠思想在打球，而是一种身体的本能。比如三分特训，每天连续投中100个球，训练才结束。如果是投失了一个，那么重新开始计数。这种训练让投篮不再是瞄准、扔向目标，而是神秘的捕获。在赛场的时候，他处于一种“明察之视”“glaze of panoptic attention”，一种类似于百眼巨人般的全局视域中，关注一切，专注一切，从来不是目击者所具有的那种意识。它注重行动的机会，而不是细节的场景。伟大就是这种神秘的捕获。同样与地铁英雄一样，是对于具身的世界形势的自然响应。它是无畏的、无疑的、不可动摇的，它之所以具有这种特质，正是因为行动不来自于代理，而是来自他本人。作为一个英雄活动的旁观者，可以看到一种不可避免的事物的感觉，好像它们是某种力量所命定的，而不仅仅是个人自我主张的心血来潮。

要说，每个人都需要神灵，至少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行为不能，而且不应该，完全归功于我们自己时，我们就是那种处于最佳状态的众生。by Dreyfus and Kelly

《All things shining》本是一本文学评论，Dreyfus和Kelly希望通过经典文学的阅读，让我们回到过去那个神圣闪耀的世界。那里是希腊的荷马、中世纪的但丁，与我们这个时代形成鲜明对比。“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虚无主义并不像尼采说的那样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它与狂热主义一样封闭，而且也不足以构成宜居生活的基础。华莱士是当代悲伤与失落的最敏感的记录，莎士比亚沉迷于神圣秩序的崩溃，梅尔维尔在更黑暗、更具穿透力的意义上化身为邪恶，我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你施洗，而是以魔鬼的名义。

除了体育。体育可能是当代生活中最容易找到神圣的地方，体育的场地就像是过去的教堂、像是圣地，激发共同的自豪和愉悦、共享的季节和区域、关联的情节和期待。喧嚣、和谐、欢笑自然的流过陌生人，并把他们团结在一个群体之中。当现实和社群以这种方式共谋，神性就会降临，那种非个人的，但同样有潜力的神性。

启蒙运动这种形而上学个人主义的拥抱，是西方历史的转折。但不是站在我们理解我们自己是谁的最后和最高级的阶段，而是从路德到笛卡尔、到康德、到尼采，这种衰落的最后一步，用自我的概念破坏了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存在的可能性。个人的自治只是悲剧，华莱士需要从个人身上创造出无知的意义，这使他处于上帝的传统地位，这也是尼采所接受的立场。一种解决方案是，在Dreyfus，甚至不是海德格尔的启发，而是荷马的多神世界，在世俗的世界中去寻求，找到这样一种时刻：一个人希望它永远持续，但是知道它不能。那种时刻提供了自主权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一种感觉，即你正在超越你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事物。

我们需要研究一种在我们文化边缘仍然存在的神圣实践，这将为将物理放置在适当的位置奠定基础。这个“物理”并不是宇宙的成因，它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向我们呈现的方式的名称。这种培育实践被称为poiesis。

poiesis的字面意思是“发掘”“bring thing out”，即创造某种东西，在之前不在的东西。

你可以制作一个茶杯，茶杯是寻常的东西，但某种别的东西，随着这个茶杯而被发掘出来。

像是种植谷物，是种子-果实的培育。

这是一种古老的工匠精神，将“技能”发挥到极致。

它是工艺之神赫菲斯托斯带来的，直到埃斯库罗斯，雅典娜的诗意风格，将它用最好的组织方式融入到万物的理解之中时，它才真正建立起来。

这种感觉仍然可以找到，就像，你听，有一种东西不停的发出嘶嘶声的感觉。

2，焦虑

Hubert Dreyfus走得很远，是不是？但也没有陈嘉映老师走得远。我印象之中，陈嘉映老师在灵修开始实修之后，大概在99年、2000年左右，就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了。陈的海德格尔应该是在此之前。

（图注：我的一生都在担惊受怕之中，总是担心可能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过去这些年我都是这么过的，有时候凌晨三点突然就醒了，不过，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我突然就睡得安稳了，我逐渐意识到恐惧本身才是最可怕的，那才是真正的敌人。所以，站起来，回到现实中去，直面那些恐惧。一一绝命毒师）

人人都需要些减压的东西。人人都需要面对焦虑。

焦虑在英文anxious通常是急切，或者是些微的忧心，但克尔凯郭尔的德文焦虑Angst，解释为“朝向自由的”，指人在面对它的自由时呈现的状态，当个人预见可能性的同时，焦虑就潜藏在那里了。洛里翻译为Dread，惧怖。焦虑的法文字angoisse，意为“压迫在一起”，文本原意与勉强通过狭窄的道路所指的隐喻有关，这个词有点像是英语中的angnish，拉丁文中的angnstia，意为“狭窄、痛苦”（罗洛·梅）。

焦虑是自由的眩晕，在心灵希望安置否定之否定的综合，而自由俯视它的可能性，掌握有限来支撑它自身之时涌现出来，自由屈服于这种眩晕。此刻一切都改变了，接着自由再次升起，看到了它是有罪的。这两个时刻之间所依赖的一跃，科学无法解释。焦虑中成为有罪的，像可能成为有罪的那样模糊不清。一一克尔凯郭尔（基尔克果）

焦虑有时候的确表现为一种紧迫性，在需要确证却没有时间考虑去寻找证据。焦虑其实是一种来临，一种无法避免的强制性的来临，恐惧之物无非就是这种强制的感性说明而已，“不得不”的恐惧，遭遇的人无法决定、无从避免，被置于一种客观的境况之中，在此境况中，搁置意味着放弃，对这种强制的无能为力，就是焦虑。

如果不仔细分辨焦虑和恐惧，很多时候，会将二者混淆。弗洛伊德主张，恐惧的关注方向在客体，而焦虑所指涉的则是个体的状况，并且与客体无关。这个主张比较接近于克尔凯郭尔，他倾向于认为，焦虑是对虚无的恐惧fear of nothingness。所以，Kurt Goldstein后来才明确反对将焦虑看作是恐惧的形式，或者是最高形式的恐惧。他说，当个人发现自己无法因应情境的时候，恐惧可能会变成焦虑；当个人开始觉得适切的处理情境之时，焦虑也可能变成恐惧。也就是说，个人对威胁的觉察，无论是否有明确来源，这种觉察让整个人都似乎被淹没的不安，就是焦虑。

所以，克尔凯郭尔才反过来说，焦虑是对恐惧之物的一种渴望。

人们经常解释遗传之原罪的本质，依然还缺少一个主要范畴，就是焦虑Angst。焦虑是对恐惧之物的一种渴望，一种同情的反感，压抑个体化的异化力量，个体却无法摆脱它，也不想摆脱它，因为恐惧的就是他渴望的。焦虑使个体变得无能为力，最初的原罪总出现在软弱之中，这种缺乏是真正的陷阱。一一克尔凯郭尔

焦虑“害怕它的对象，但是却与它的对象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视线无法离开它，事实上也不会离开它”，从呈现的角度来说，毋宁说是一种渴望了。或者说，是对惧怖对象的欲望，一种共情的冷漠。焦虑是掌控个人的陌生力量，但是我们不能撕毁自己，也没有意愿这样做；因为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所害怕的，正是我们渴望的。

焦虑于是使人动弹不得。

然而，把焦虑和忧愁等情绪连接起来是不对的。焦虑本身先于情绪。情绪偏向于比较紧缩和不具生产力。而焦虑是面对自己。它是自我觉察。就像前面的道路一样，因为还没有走过，也没体验，所以这样的可能性必然涉及焦虑。为了成就自我本身，个人必须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情绪是没有正常向前迈进所导致的。

所以，克尔凯郭尔将焦虑称为“向死之病”“Sickness onto Death”。焦虑是一种“冒险的追求，伟大的渴望，以及幽冥神秘”。

焦虑是迈向自我觉察。它不是缺乏内在自信。这种内在缺乏，一方面会以任性和不信的否定态度表现出来，另一方面会以迷信的方式。“迷信与不信两者皆是不自由的形式”，偏执者和不信者，“两者皆欠缺内省，不敢接近他们自己”。

焦虑开启自由的可能性。我们会有焦虑是因为有创造的可能性。创造自己，意欲成为自己，以及在数不清的日常活动中创造可能。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如果完全没有可能性，我们就不会焦虑。焦虑的存在，意味着冲突正在进行。焦虑就是这种冲突的名称。

事实上，克尔凯郭尔的灵魂spirit，也是“可能性”。

可能性，总会涉及到建设性与破坏性这两个层面。它总意含着破坏现状，摧毁内在的旧有模式，逐步地击溃个人可能自出生时就紧抓不放的事物，从而创造出崭新的生活型态与方式。如果不这么做，就是在拒绝成长，拒绝自己的可能性；你在逃避对自己的责任。

所以，才有焦虑中是有罪责的schuldig。

行动者是参与者，所以，不能看到整体的意义。与美的东西一样，人的存在并没有目的，所有的可能意义包含在本身之中，这种无目的性就是漂泊。人的任何目的都与尊严相互矛盾，比如，从最初的一（One）中创造，又向一的回归，在这个路径中，不管人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他都是有罪责的schuldig。

只要在行动，就是有罪的。Der Handelnde wird immer schuldig. 一一歌德

有罪的不是负债于…或者是有责于…，无论是对他人或神，它是欠缺的根据，是“不Nicht”之状态的根据，“不”组成了人被抛于世界的实际存在境况，人在一种行动、选择中，看到了它自身，作为能够行动、选择的人的自由，这自由被俘于一种行动、选择，而将不曾也不能采用其他行动、选择这回事承担起来。

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谈到，每个诗人，当他开始步入诗人王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受到他的前驱诗人的同化，从一开始，就忍受第一压抑感primal repression。这就是影响的焦虑。它是一种爱与竞争的复合体，在之中他的个性受到缓慢的消融，除非他有一种敢于永存的意志，与前辈的阴影进行殊死搏斗之后，成为独立的强者诗人。

所以，他在题记中引用A.R. 阿蒙斯，

……当你在观察

那光辉，它将射向心在编织着的

最令人内疚的偏移，然后将光辉逼射向它们，

而不是畏缩得乔装改扮或使光辉暗淡…… 

一一A.R. 阿蒙斯 

这也是克尔凯郭尔指出的内疚、焦虑和创造性的关系。 “越是伟大的天才，陷溺在内疚中越深”。而创造性越高的人，潜在的焦虑和内疚就越强。

越是天才的人，对焦虑就越是敏感；就越容易感觉到冲突，感觉到差异。

发现差异，或说是遭遇，是一种开端性的体验。在所有的遭遇中，最重要的，就是个人与实际环境、社会的遭遇。我们把它称为“命运”。无论一个人多么强大、多么智慧、多么坚韧，总会遭遇超出他所掌控的东西，这不可掌控的东西即命运。个人迷失在其中，就是漂泊。

人只要在追求，他就在漂泊。Es irrt der Mensch solang er strebt.一一歌德

漂泊通常的翻译是迷误、迷失，历史命运的变化和隐藏在下一个漂泊时代的真理被意识到的时候，如果能抓到那个转变时刻，就能实现那种可能性，这与福柯人是知识的皱褶相呼应。于此，破坏者的意志出现了，两种不存在之间的逗留、寻根、还乡（诺瓦利斯），人与生俱来的精神诉求，作为显现在面前的日常的反抗。

行动就是漂泊，就是迷路。一一汉娜·阿伦特

但漂泊并不是迷失，迷失是个人在他的世界丧失了指向性，于是，丧失了世界，同时也丧失自我，焦虑就是这种失向感的持续。焦虑左右个人，是由于这失向的持续来临，除非重新获得在世的锚。

Not lost, but requiring, pointing to the agony/Of death and birth(T.S. Eliot)

焦虑意味着总是在一种不确定性中。即缺失、“不Nicht”之状态。

缺失的帮助，Gottes Fehl hilft，漂泊（翻译常是迷误、迷失、谬误）的帮助，如同睡眠的帮助一样，贫困正如夜带来收益，“不时的，人承担着神的完满”。漂泊正是在绝对的圆满中确定，“真”的根本的任务，无非是否定。失败、死亡、更进一步“重复”，首要的，并不是开始，而是重新开始，它先于所有开始。

你是否接受这样一个确定的事实，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之中？如果它是确定的，那就不成其为转折，因为置身一个时代变迁之中的事实本身，就排斥试图定义变迁的确切知识，它意味着确定性失去了自身的意义，成为不确定性。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不能把握自己：转折首先就是这样一种含蓄的力量。一一莫里斯·布朗肖

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果它确定了，它就是不再是一种可能性。

实际上，自我就是一种结合、断裂、阻断的运动，如德勒兹的根茎，具有一些偶然的、不可能的、不确定的机制，某种开放系统的实例，内在关系取决于它们的条件，由此自我超越、自我否定和自我创生，没有开始和终结，永远处于差异的遭遇和同一中，永远生成，永远建构自身，永远漂泊，确定其条件和历史所遮蔽的东西。

就此打住，我们回到Hubert Dreyfus。

说Hubert Dreyfus走远了，是他试图在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所提示的这种不确定性中找到一种确定性。试图通过回到荷马的多神世界，世界闪耀的时代，来回避焦虑，来放弃漂泊，来免除缺失。

Hubert Dreyfus所做的与康德并无两样。在我们内部仿佛有一个外来的意志在发生作用，而我们自己的爱好需要以外在的同意作为其条件，一种秘密的力量迫使我们引导我们的意志朝向他人为目标，或者是依据外来的意志以决定目标（康德），由于强烈的罪责，或微弱的慈悲，或真实的德行，我们隐秘的动因是依据共同意志的规则rule of general will。

Hubert Dreyfus提示了即使对这块土地上充满敬意的大师们也被希特勒的言论所淹没。然而他并没有将这种合一的体验揭示出来。从而彻底断绝由此通向神圣的希望。

永远不要忘记，在上帝向人揭开未来之前，人的全部智慧都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一一基督山伯爵

上帝其实是从一种永远的不确定之上，引入一种确定性，从完全的不可能之中，引入的一种可能性，即等待的希望。

这种确定性，无非是上帝的别名。荷马的众神又能有什么两样？

而对于灵知继承者，也要求助某种怎么说呢，“友善”，这种“友善”并非确定的东西，都源于僭越，产生希望，都是从一种永远的不确定之上，引入一种确定性，从完全的不可能之中，引入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原始的神话，原初的宗教体验。

超感性，灵知，其实从黑格尔这儿获得主动性，并由此挣脱个人的藩篱，最初它还与信仰在一起，随后就转移到自身的确信中，上帝是一种确定性，真理是另一种，是不同的引线，如果最初的孤独（另一种意义上，自由）源于被抛，可知或不可知的力，那么之后是面向自我的激越和不安，均可能隐含作为个人的重要性。

这无非都是一种理念罢了。从一个智慧到另一个智慧，一种宗教到另一种宗教，都是通过一种或数种方法，比如原自我的终止，新自我的重生，去指明一个或者数个不可能之物，寻求一种或者数种不可能的实现，以展示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作为存在者的出生、社会、阶级所无法经历的，无非都是一种理念罢了。

选择一种理念，即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终其一生或多生去与理念相合。不确定干扰理念的心思，包含怀疑、畏惧、厌烦、退缩甚至懒惰何时发生，心魔就是一种确定性，如何找到调和这些心思的办法并安然度过抗争与污染，燃灯就是一种可能性，化诸天魔罗为破暗光明，化大梵摩耶为威光自在。

尽管我无意对现世高谈阔论，但是对当代情势稍有观察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时代是错乱的；而造成其焦虑不安的原因则是，思想的范围也许更为宽广，或甚至在抽象层次上变得清晰，但是却越来越不确定了。 ——克尔凯郭尔《惧怖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Dread》

3，个体化

Hubert Dreyfus并不喜欢荣格，当然也不会喜欢我这样将他对抗现代虚无主义的方案，归结为一种对确定性的追求。

荣格在为不同的宗教找到了一种一般的描述。所有的宗教都是同一个东西，每个人都有相同的原型。这也是一种“平的”。克尔凯郭尔的“弄平”。Dreyfus认为这样只是让你采用标准的方式应对遭遇。在Dreyfus看来，如果你对各种宗教有任何了解，就会发现他们如此不同。基督教让时间作为重要事情发生之处，佛教甚至认为时间都是不真实的。如果只是一般的描述，那么每个有趣的区别就消失了。

这需要区分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宗教，一是个人宗教（区分由詹姆斯）。前者上，Dreyfus更多的跟Houston Smith（《人的宗教》）争辩，他也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从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攀登同一座山峰。他试图找出不同制度宗教之间的不变特征。

荣格更多的在于个人宗教。即所有的个人宗教，都是在实践这种“个体化历程”。它是心灵内部探索的过程，是自我意识与自性的结合。这个过程包含了一系列的转化，比如，内丹说的是九转，摄大乘论说的佛家转化之依是六种，炼金术是四个阶段，而波纳文图拉在心灵是六个阶段。最终的回归，也可以比喻为返回自己的真性、元海，又如楞伽经所谓自性真如、空有不异的境界。这些可能都包含在，红书这曼陀罗向着众生辐射的彩虹之中。

有趣的是，Hubert Dreyfus拒斥荣格的“可能性”，而他自己同样在这么做，即提示那种可能性。

（“可能性”，荣格红书的最后一页，参考）

4，构造体系

Hubert Dreyfus实际上也并不喜欢尼采。

我个人觉得其实倒不是因为人的概念。

…个人主义自治至少导致了邪恶或悲剧，更进一步，可能是虚无主义，或者甚至是自杀…从路德、到笛卡尔、到康德、到尼采，衰落的最后一步，这种自我概念破坏了意义和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一一Dreyfus & Kelly

…individualist autonomy, it seems, leads at least to wickedness or tragedy, and more likely to nihilism or even suicide. The Enlightenment embrace of this kind of metaphysical individualism, in such a view, was indeed a dramatic turn in the history of the West. But rather than standing as the final and most advanced stage in the history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who we are, it seems instead to be the final step in the decline from Luther to Descartes to Kant to Nietzsche, a self-conception that destroys the possibility of a meaningful and worthwhile existence. by Dreyfus and Kelly

而是尼采说，构造体系的意志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

而Hubert Dreyfus发现了这种指责却隐然不愿接受它，所以只是不喜欢。

5，结语

就在结语补充点人工智能，以应题。

成为一名哲学家的伟大之处是，很难测试你想要说出的东西，哲学家通常处理那些不能完全被证明的抽象的一般化事物。但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心灵理论终于被放在测试之中。我们可以使用计算机测试数千年来关于思维是如何运作的哲学理论，对于很多人来说，计算机终于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构建一个我们哲学理论所发展的模型。或者换一个词，科学理论所发展的模型。Hubert Dreyfus正是天才地意识到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还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业界对于人工智能的前景充满着预期。

当时主流的人工智能方向，是基于符号的。我们将足够多的逻辑规则输入计算机，计算机会像我们一样开始行动。但Dreyfus认为如果海德格尔是正确的，那么这就做不到。因为如果你拿起一根青草，放开，它会落下，它掉下来不会发出声音，因为相比一个茶杯来说，它很轻。每个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很多。哲学家早就发现，这种心智运作的理性原子论规则是不对的。当时还流行一种柏拉图式的观念，认为我们就是理性计算机制的存在种类，可以编写计算机复制我们所有的事情。Dreyfus还遭遇到嘲笑，说哲学家2000年来一直试图理解感知、行动、技能，但始终没有结论，而他们则可能在8-10年就会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线索。

Dreyfus的一本书，计算机不能做什么，惹恼了整个人工智能学界。从此人工智能也多了一位诗意哲学家。他开创了整个海德格尔式的人工智能观念。

事实上，在人工智能内部，也有两种路线之争。一种是基于逻辑的，一种是基于类比的。在接近50年的战斗中，后者被压制多年，只有少数有信念的人还在坚持，一直到了2006年后，终于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这场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工智能大辩论，在40多年后，Hubert Dreyfus终于可以说，我认为我赢了，而且辩论已经结束，他们最终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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